經濟下行風險日高 結構轉型荊棘滿途

經濟下行風險日高 結構轉型荊棘滿途社評國家統計局昨天發表六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CPI）和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後者同比下降百分之二點六，持續走低，恰為實體經濟疲軟的又一證明，也符合市場預期；然而前者卻同比反增百分之二點七，顯示內地通脹水平回升至四個月高位，既有點矛盾，亦出人意料，反映當前中國經濟處於複雜詭異的形勢，決策者面對兩難的局面，針對結構轉型的深入改革阻力巨大，經濟硬着陸的風險卻見冒升之虞，「李克強經濟學」面臨嚴峻的考驗。上月的CPI比五月份高出零點六個百分點，但經濟學者指出，這並非由消費增長拉動，某程度上其實是今年較早時信貸急增的結果，絕非經濟改善所致。反而PPI同比漲幅已連續十六個月見負，明白無誤地體現經濟的頹勢，反映內地工業正處產能過剩的消化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進一步突顯。今年三月上任的新政府班子為求使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正道，擺出強硬的姿勢，堅持不推出刺激措施，寧可承受經濟增長減速的代價，以短痛換取長遠的利益。但是這種改變所面對的壓力和風險正與日俱增，成敗得失殊難逆料。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伴之的是信貸擴張、投資過度、生態嚴重破壞，地方債與影子銀行風險急升，以及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資源配置不公，效率低下，這種發展模式如今可說已經走到盡頭，若不改弦更張，難以為繼，力謀走出這經濟發展瓶頸的「李克強經濟學」應運而生。由巴克萊銀行創造的新詞Likonomics（「李克強經濟學」），其核心內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桿化、結構性改革。而李克強出任總理以來，確實推動一系列新政，包括下放權力、削減行政審批，新型城鎮化計劃，實施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場化等等，特別在上月「錢荒」之際，其於財政領域「不刺激」、於貨幣政策「去槓桿」的取向和決心，更是以實際行動向世人展現。「李克強經濟學」的出發點和需要性，並不令人懷疑，問題是在當前全球經濟仍處低迷動盪之秋，歐美日等金融體系皆「量寬」之際，長期依賴出口收益作為GDP重要貢獻的中國，能否繼續承受經濟增長持續並加劇放緩的壓力。有分析認為，就像當年朱鎔基就任總理之初，即大刀闊斧進行鐵腕改革，其中目的是讓「前期」遺下的「炸彈」及早引爆，以免成為自己任內政績的負累，李克強也傾向趕在任內的第一年，已急不及待犯難闖關。可是，有人以列車和飛機的減速為比喻：火車在路軌上速度減至很低，還可沿軌道慢駛，頂多停下來而已；但在天上的飛機，飛行速度減得太厲害，就有可能掉下來。此外，經濟放緩過急，將使地方債對經濟產生的威脅擴大，風險益高。在二○○九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地方融資平台積累了大量債務，為大規模的基建刺激經濟計劃提供資金，而地方政府債務在去年再度攀升，新一屆政府目前仍須為地方融資平台摸底。倘經濟不振惡化，地方政府償債能力更令人擔憂，尤其是大部分資金相信已流入龐大的基建和房地產項目，以及不少政績工程，創造回報的機會低落，由此觸發的金融衝擊非同小可。不少海外金融機構已大幅調低中國GDP的增長預測，甚至有券商估量內地經濟硬着陸的機會達到兩成，還有內地的主權評級也可能因而被降低，凡此種種，都給李克強的新政提出了挑戰。中國新領層正似滿懷信心地向經濟改革攻堅，但勢將遭遇體制內外和地方上的既得利益集團頑強抵抗，加上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合，必然荊棘滿途，最終將取得成果，還是鎩羽而還，重歸舊路，全世界都在拭目而觀。

信報

10 July 2013

美國內政不宜干預 《環時》失言事難圓滿

美國內政不宜干預 《環時》失言事難圓滿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一、掀起諜報風雲「稜鏡門事件」的斯諾登（Edward Snowden），這個周五，將在一般人不知悉的地點「慶祝」三十歲生日，此名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卡羅萊納州一小鎮出生的美國小子，讀書與工作均無突出表現，而從軍約一個月便「腳痛」（他自己的說法）被勒令退伍；後在國家安全局附設於馬里蘭大學的高級語言學校為警衞；於○七年加入中情局，作為電腦維修人員，被派往日內瓦；○九年斯諾登辭職，在「軍事外判商」（策略及科技顧問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任電腦系統行政人員，派駐夏威夷，負責國家安全局（NSA）「稜鏡行動」（Prism）的監管工作；上任僅三個月便「正義感橫溢」地把他的所知「和盤」向傳媒托出……。斯諾登究竟知道多少秘密，他為什麼選擇來港「變節」，便如他的年薪究竟是十二萬五千（美元．下同）還是在二十萬水平一樣（僱員和僱主各執一詞），撲朔迷離，連斯諾登最信任的英國《衞報》記者亦搞不清楚。

六月五日，根據斯諾登提供的資訊，《衞報》披露美國國安局長期「偷聽」美國人的電話；一天後，《華盛頓郵報》報道斯諾登透露國安局的「稜鏡行動」，蒐集了以百萬計的網絡訊息—國安局獲政府授權，向各大網絡商（它們共有一億二千一百多萬客戶）索取它們收發的電郵、電話、相片、資料傳送及錄影資訊……。在這宗驚動世界政界大新聞中，有二小事頗堪一提。其一是斯諾登為何不就近向經常「爆料」的《紐約時報》提供「獨家消息」？原來該報○五年曾按「白宮指示」押後發表一篇有關國安局非法（warrantless）「竊聽」的新聞（約一年後才發表，撰稿的記者獲普立茲獎），有此「與當局合作的前科」，斯諾登遂擔心找《紐時》可能錯失漏秘「良機」，遂選擇《衞報》及《華盛頓郵報》；其一是撰寫此新聞的二份報章的記者，各有其人，惟同時出現在二報的羅拉．普特拉絲（L. Poitras），為美國著名的紀錄片製作人，她與《衞報》記者早於今年二月底已和斯諾登接觸（有關斯諾登的紀錄片，「不日公演」），而她「做新聞」那股理直氣壯、勇往直前的毅力與精神，令大西洋兩岸有關新聞撰稿人都加上她的名字。

二、國家安全部門（掛出來的招牌各有不同）審查新聞、「監聽」人民電訊、蒐集網絡的「私隱」，對於香港人來說，早已是公開秘密—斯諾登不過如安徒生筆下那位驚呼皇上赤條條的小童—你以為內地和香港「有關當局」沒有在防範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的藉口下「收聽」在大氣中傳遞的資訊？在「維穩」的大前提下，對政府來說，內地人民當然沒有亦不應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數個月前，筆者曾寫過「俄酋」戈爾巴喬夫當權時與太太說「心事」時，不在室內而在空曠之地，便是他深知「竊聽」無孔不入的厲害；今年四月四日《經濟學人》詳細報道內地「維穩」情況，結論是當局的嚴密監控，令內地互聯網成為「巨大的專制籠子」……。

自從二○○一年「九一一慘劇」後，一九五二年成立的美國國安局便獲政府授權，先有密碼「梯隊」（Echelon）計劃，讓美國與加拿大、英國、法國、紐西蘭和澳洲合作，在世界各地設「收聽站」，彼此交換情報「防恐」；如今的「稜鏡行動」亦如是。這些行動都經當局授權，因此合法且受嚴格控制，而其搜集的數據，每五年銷毀一次，「不會侵犯普通人的私隱」。事實上可能如此，以數以百萬計的「資訊」，怎能梳理，一如去周《經濟學人》有關報道的「插圖」—當局蒐集世人資訊，手法有如用吸塵機，把通過不同渠道發放的訊息，全部吸納，惟它們多且無用，有如垃圾（沒犯法者因此不必害怕「私隱」被「竊聽」）。不過，針對性蒐集的電郵和電訊數據，便大派用場，令美國國安局這幾年來偵破美國國內和世界多國二十多宗恐怖活動……。政府以種種藉口「竊聽」本國以至各國人民不同形式的通訊，雖然應了佐治．奧威斯在近日又突成暢銷書《一九八四年》（於一九四九年初版）中的陳述：「政府利用無中生有的戰爭（fake war）作為刺探（spy）人民的藉口」；如今「冷戰」（cold war）已逝，cool war（想不出合適譯名，筆者會就此作一文）正興，而cold war和cool war雖不是互擲核彈的熱戰，是表面友好合作的國家暗中作你死我活的「文鬥」，政府為防患未然，當然要知道「人民所想」，「竊聽」因此是「奉旨」而非非法！

三、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幌子下，不惜工本蒐集民間「私隱」，但是有什麼動力驅使政府人員不計經濟收益而冒可能觸犯國法甚至被判死刑的風險，公開應該保密的資訊？答案似乎很簡單，是突出自己（egoistic）、利他（altruistic）、正義感和反政府；然而，這些動機非常抽象，而且除了自利（聲名大噪亦即是成為正面公眾人物的無形利益），其他諸種動機，不同價值判斷有不同解讀。以斯諾登為例，其目的如果在向非美國盟友的國家洩秘以換取名利和人身安全，他便無可避免地成為千夫所指的叛諜、賣國賊！

斯諾登選擇來香港「爆料」（在眾多有關論述中，筆者推薦十五日雲裏飛在本報「大中環」的〈令港人尷尬的斯諾登〉），固可能有外人不知玄機，亦可能顯出其天真和單純。眾所周知，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並非主權「國家」，而中國以打壓不同政見者及缺乏言論自由名於世（在有關排名榜上是大落後）；香港有自己的貨幣、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換句話說，實際上的香港與斯諾登想像中的大異其趣。和中國有別，香港與美國有引渡安排，中國若有意插手，涉及非中國人事件便可以視為「外交事件」，而香港的外交和軍事是中國負責的範疇，在這種情形下，若中國認為斯諾登有利用價值，想把他收為己用（即不把他引渡回美），在現行制度下，特區政府只有照辦。

一向以來，在引渡問題上，香港與美國充分合作（名學者與美國國稅局有糾紛無法在香港立足，不得不避走內地，是為一例），即美國要人，港府一般都「依法辦事」；但斯諾登事件遠較棘手。非常明顯，中國可以視之為外交事件，拒絕把他引渡回美（港府必須依《基本法》辦事），當然亦可放手讓港府「依法辦事」，惟這樣做均有後遺症。讓港府把他遣返美國，意味中國可能失去一個有用的訊息源頭；若一如《環球時報》社論所說，港府把他引渡，「特區政府將很失分，也會讓整個中國沒面子」。又指「中國是大國，有責任為尋求庇護者提供避難之所」。這段話有二層意義，首先是北京「着」港府不理會美國的要求（迄今截稿時美似未就此事照會港府）；其次是暗示歡迎斯諾登進入與美國沒引渡協定的中國避難。《環球》並非中國正統喉舌，其編造的消息大多是為了測試民間和官方（內地和海外）反應。在這件事上，如果結果果如其「指示」，斯諾登「潛匿」內地，以其為美國「要犯」，對中、美關係有負面影響，不在話下；由於斯諾登的地位不高，「工時」不長，其掌握的資訊，可能中國早已知之，等於中國得物無所用或用處不大，卻誤了二國「情誼」，北京因此要三思。退一步看，習奧「陽光莊園會」成果雖不彰，惟氣氛不惡，此刻北京別插手，即視此事純屬美國內政，中國既不會令美國政府下不了台，且可展示向來「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後果對中國較有利，可以肯定。

斯諾登選擇來港，唯一的受惠，應為香港，以香港發達的媒體，可發揮中國不直接介入而又足以反映北京的意向，彰顯香港作為傳話人、中間人的超然地位；但《環時》的指點江山，令事件很難圓滿落幕！

信報 

18 June 2013

從「三高」到「三不」 亞洲剩女特別多

從「三高」到「三不」 亞洲剩女特別多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一、「剩女」問題並非香港獨有，是亞洲多國共有的現象。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南韓的黃志修女士，去月上旬發表題為〈家庭主婦，「金小姐」和均等—亞洲及美國受教育女性的角色進化〉（Jisoo Hwang:〈Housewife, 'Gold Miss' and Equal-The Evolution of Educated Women's Role in Asia ＆ the U.S。〉）的論文，對此問題有相當全面的剖析，有助大家了解何以亞洲「剩女」突增及其對社會影響的深層原因。 七十年代以還，相對中學程度以下的女性，美國具大專教育程度（college graduate）女性結婚的比率上升，但亞洲諸國的情況反是，這即是說，受過高等教育女性的結婚比率不升反降，而且情形相當嚴重。這類「高年紀」（約三十五歲至四十歲左右）、高教育和高入息的「三高」女性，人數日多且形成普遍社會現象，一些形容此一「新興階級」的專有名詞因而應運而生，且迅速成為「潮語」，比如中國（和香港）的「剩女」（Shengnu或Sheng Nu〔leftover women〕，論文誤植Shengu）、南韓的「金小姐」（受過四年大專教育年齡、三十五以上的未婚職業女性）和日本的「花子族」（Hanako-zoku，按《花子》是一本以單身女性為對象的暢銷雜誌），情況同樣明顯的台灣和新加坡，是否亦有類似的專有名詞，論文似未提及。黃小姐以「金小姐」入題，並無獨尊祖家女性之意，只是因為此詞具有「富足和能幹」的意涵，顯然頗為恰切。如果稱本港上年紀而待字閨中（落筆後才覺此成語不合適，以這類女性不少根本不恨嫁、不想結婚，「待字」因此與現實有距離）的女性為「金小姐」，諒「剩女」不會不同意。 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遲婚，舉世皆然，惟以亞洲的情況最突出。由於社會傳統和道德標準不同，亞洲「金小姐」付出的代價遠比西方國家的同輩高。在西方國家，男女同居是常象，未婚生子觸目可見（單親家庭隨處都有），這等於說她們雖不結婚，卻可享受「正當」性生活、生兒育女及家庭（同居等如去來隨意的「自由之家」）之樂，同時受社會認同與尊重；但亞洲人比較「保守」，不婚而同居當然有，但因受社會大多數白眼而不普遍，婚外生子固難獲社會同情，亦不能獲政府相助，因此更為罕見—亞洲最低單親家庭的國家是日本和南韓，只有百分之二嬰兒屬「婚外生產」，比起美國的百分之三十八、瑞典百分之五十五和冰島百分之六十六，亞洲國家真是「大落後」。 二、亞洲女性遲婚，據二○○九年的資料，平均女性的婚齡，香港三十歲、日本二十九歲、台灣及新加坡俱二十八歲，而根本不婚成為「金小姐」者更多。同期的統計顯示，在一千名三十五歲至三十九歲女性中，日本結婚的只有百分之九點二、南韓則為百分之十二點二（在這二個國家，女性結婚的「黃金年齡」在二十五至二十九歲之間）。 女性遲婚與經濟獨立關係匪淺，而這是經濟快速增長下的必然現象。「亞洲四小龍」自六十年代以還，ＧＤＰ平均年增幅達百分之七，經濟蓬勃對勞工需求殷切，有工作能力的女性便紛紛被吸納進勞工隊伍，其在勞動人口中所佔比例亦因而大幅增加。聯合國的統計顯示，在一九八五年，二十五至三十四歲女性的「勞動參與」（ＬＦＰ）率，美國為百分之七十左右，新加坡、日本和南韓，依次為百分之五十八點三、五十六點六和三十九點二；其後逐年上升，只是速度大有區別，至二○○六年，這三個亞洲國家女性ＬＦＰ分別增約十七個百分點，而美國的增幅不足五個百分點。這反映了美國經濟「早熟」，女性一早享有諸種權利，九十年代後期經濟增長放緩，女性的參與率相應下降，經濟增長高速的新興亞洲國家便迎頭趕上—亞洲諸國經濟起步起飛較遲，女性應得的「福利」亦從無到有，以日本為例，一九五五年，女大學生十分罕見（在比例上接近零），至二○○七年女大學生已佔總數百分之四十一；南韓女大學生則從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增至二○○七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他亞洲國家（和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 顯而易見，受過大專教育的女性進入企業管理層的比例日高，而男女同工同酬的平等機會，令女性的入息快追得上男性，換句話說，這種轉變令她們在入息上與類同工作的男性不相伯仲，等於女性經濟獨立，不必依靠男性的收入「養家」，那意味女性在家庭中地位日益重要進而社會地位有所提升，她們不願充當奉侍家翁相夫教子這種儒教賦予女性的賢妻良母（xián gī liáng mǔ）傳統角色，是很自然的事。「不幸」的是，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和南韓），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能力擺脫吃人禮教桎梏的女性，選擇不婚，是情理中事。 令有謀生本事女性拒婚的另一項因素是，在「雙工」（夫妻均外出工作）家庭中，不論「主婦」在事業上有多大成就，家務的重擔主要落在女性身上（按黃志修無隻字提及家傭，是明顯的疏漏），一項調查顯示，在日本及南韓，女性「公餘」做家務的時間，每天平均比男性多二小時，那應當不會在香港發生……。為了擺脫這種不平等的家庭生活，有選擇權的女性便選擇不結婚。 賺錢能力與男性相若的女性，寧願不結婚成為「金小姐」，男性惟有向外發展，雖然未見統計數字，但港男—適婚的和超齡的—內地覓妻，早已蔚成潮流，可惜似無這方面的統計數字。港男娶「內地新娘」，過剩（男少女多）的內地「光棍」則在網上「郵購」東南亞少女，昨天（十二日）曼谷出版的《大河新聞》，便報道雲南、福建、海南、四川和安徽的「光棍」，以大約每名三千五百美元的代價，郵購「緬甸新娘」（日間勞動夜當「性奴」）……。一項今年發表的調查顯示，日本、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新婚夫婦，有百分之四至三十五新娘屬「進口妻子」，而社會地位愈低的男性與外地女性結婚的比率愈高。女性有「向上結婚」（marry up）即與學識、收入比自己高男性結婚的傾向（這是另類社會向上流動），落後、新興地區的女性，因而樂於嫁給發達地區的男性；同理，由於發達地區女性在多方面已與男性看齊，她們要「向上結婚」困難重重，因此「金小姐」多如中環路人。 三、亞洲女性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選擇不結婚不同居不生孩子（亦可說「三高」女性選擇「三不」之路），對社會結構以至人口增長均有深遠影響。顯而易見，家庭作為社會基石的傳統會慢慢被動搖，而人口負增長（出生率低於死亡率）將對工作與福利帶來重大衝擊。在勞工集約行業已進入黃昏期的現在，工作人口萎縮應該不是壞事，但人口驟降壽命日長，必對福利有負面影響……。 愈來愈多適齡女性不結婚，對婚禮業的發展當然是利淡消息；更有甚的是，一方面不肯為同性結婚證婚，一方面異性婚姻數量下挫，基督教會因此少了不少收入（辦婚喪事是不少教會的重要收入來源）；由於上教堂人數日少（這是普世現象，惟不等於信徒減少），意味教徒對教堂的「奉獻」相應減少。在典型的商業時代，教會的經營（美國許多教會牧師的收入與周日崇拜人數成正比）日趨困難，是不難預期的。 13 Dec 2012

軍事示威美商得利 經濟將靠圓低增長

軍事示威美商得利 經濟將靠圓低增長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一、這幾天來事態的發展，包括中國新護照地圖、海南公安邊防局要截查非法進入中國海域的外國船舶，在在引起鄰國的抗議，顯示亞洲局勢愈趨緊張。這些發展與中共領導層換班是否有關，由於新政策尚未出台，不得而知；而美國於此時插上一手，則肯定和日本政爭白熱化有關。 日本於十六日大選，各政黨的政綱已陸續公布，在外交政策尤其是處理尖閣諸島主權爭紛上，大體而言，第二大黨在野的自民黨態度強橫，並無妥協餘地；在朝的民主黨，於堅持主權屬日立場未變之外，尚留有與中國「和平解決」的空間。非常明顯，這些主張令日本選民躊躇莫決。從多項民調看，目前「仇華」的日本民意佔絕大多數，自民黨似穩操勝券；但自民黨勝出，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日本經濟將因日本企業在華業務受挫令衰退惡化，而萬一與中國爆發軍事衝突，不暇自顧的美國會否選擇做「和事佬」，從中漁利而不直接介入？有此隱憂十分正常，以美國不會為了日本而犧牲其當前有迫切需要的中國市場，在日本人中似有共識。 日本人心莫知所從，加上日本巨賈為免在華經濟利益受損，指責政客不應挑起釣魚島風波，這等於說尖閣諸島若風平浪靜，日本經濟便有望復甦。這種說法引起在慘澹經濟環境下捱了二十年苦日子的日本人的共鳴，不難理解。 便在此敏感時刻，美國參議院同意維珍尼亞州議員韋伯突然提出在二○一三年國際授權法案中加進明確說明「日美安保條款」適用於尖閣諸島的「附加條文」，強調根據「條款」第五項條文：「美國對日本安全負有責任，美國在日本遭受武力攻擊時會採取行動介入衝突。」它同時重申「美國在中日的釣魚島爭議上沒有立場」。 事實上，不管有沒有「附加條文」，從對日本政府購島行動（從私人擁有變為國家擁有）不置一詞上看，美國以軍事恫嚇中國不可以武力收復釣魚島的用心，彰彰明甚。美國參院高調介入有什麼後果，即中國會採取什麼手法反擊？筆者相信還是以「言文」為主！近日中國多次展示軍力尤其是海軍力量，主要目的在為內地人民壯膽而不是對老美示威，以這類「先進艦隻」，無論如何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除了可以增強內地人民的「愛國情緒」，中國「軍事崛起」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國軍火商，因為亞洲「諸小」有見及此，必會增撥預算購買更多軍火—主要當然是從美國購入，惟美國有「海外行賄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一九七七年由卡達總統簽署生效）的規範，聯邦政府嚴禁企業對外國政府官員進行任何形式利益輸送以換取訂單，令一些這方面比較寬鬆有諸多漏洞的軍火輸出國家有生意可做（向法國購軍艦，台灣曾鬧醜聞，馬來西亞的官司尚未完結）……。這種情況，意味中國「軍事崛起」，美國及其他軍火輸出國都有進賬，而向非美國家購買軍火，經手官員很少不趁機發財，從此角度看，中國擴充軍備是「皆大歡喜」的事！ 美國參院對釣魚島問題表態，最大的政治受惠者為日本自民黨。該黨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必然失歡於在華的日本企業家，連帶部分日人亦不以為然而不投其一票；如今參院「擺明車馬」、與中國對着幹，等於成為自民黨政府的「保鑣」，大壯反華日人膽子，安倍晉三成為日本新相的機會大增。 二、在釣魚島主權上與中國硬碰，日商在華的生意大受衝擊，營業額一落千丈，路人皆見；這種眾所周知的事，日本政府又焉有不知之理。日本政府不惜為幾個無人小島與中國鬧翻，除了俯順國內反華民情，當然在經濟上另有盤算、不擔心失去中國市場會進一步摧毀其經濟的部署。目前國內和海外不少論者主張以經濟武器教訓日本（離任的日本駐華大使公開說有此想法的中國人傲慢，是一針見血之言），是以偏概全忽略與日本交惡中國經濟亦有重大挫折的事實。 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的經濟綱領以「無限度（量化）寬鬆」為主軸（見十一月二十八日本欄），即使在美國支持下安倍落選，連任的民主黨在貨幣政策上亦無法不加強寬鬆的力度，因為經過二十年的衰退，日本只有擺脫傳統經濟智慧的桎梏，另闢蹊徑，才能把經濟拖離頹疲的深淵。 日本經濟在九十年代初大崩潰股市樓市跌個四腳朝天後，加上人口老化、生育率低且沒有年青力壯的新移民，意味消費市場對資金需求不足，是日本利率偏低（過去十餘年利率在零與百分之零點一之間浮沉）一項少為人注意的因素；然而，資金成本這樣低仍無法促進投資和消費進而拉高經濟增幅，轉而採納負利率，是無路可行下的「次佳」辦法。怎樣才能達此目的，答案是刺激通貨膨脹率上升—假如名義利率是百分之一而通脹率為百分之二，實際利率便負百分之一。換句話說，過去約二十年日本央行力求零通脹的策略，隨政府換班，肯定會有翻天覆地之變。 近零的利率予人以「頭寸」泛濫之感，但在通脹被馴服的環境下，等於銀根甚緊，這是已故佛利民的解釋，他因而在十多年前便主張日本央行要繼續「量化寬鬆」，它應該購進日本政府的長期債券，變相向市場注資（初步估計要注入六十萬億至一百萬億日圓才見效），直到日本經濟重呈生機為止。這套理論（如今克魯明仍在《紐約時報》鼓吹）是否有效，學界與官員意見莫衷一是，日本央行顯然持否定態度，但事到如今，可能刺激通脹率「上行」的「無限量寬鬆」，便應試行。事實上，負利率必然可迫降日圓滙價（新政府上台後一年內應在八十五至一百零五日圓兌一美元之間徘徊），進而促進出口；更重要的是，負利率的出現會令國內資金為了「保值」而離開銀行，部分調往海外套利，但以日本人的島民性格，在經濟又為出口帶動經濟前景可以看好的情形下，大部分會在國內從事種種投資，而投資產生的乘數作用，又會刺激消費……。 正如二十八日筆者在這裏指出，日滙向下，南韓出口業首當其衝，出口導向的日股則可以看好，以「圓低」會提高其出口競爭力之外，日企海外盈利的日圓記賬亦水漲船高；除了汽車公司的股票，電子電器製造企業及工業產品所需的重型機械（Capital goods，資本財貨）工廠的股票，均值得不擔心「蝕滙水」的投資者留意。 如果一如所料，日本新政府全力打倒頭號公敵「圓高」（高企的日圓已被積極投入競選活動的日本主流政客視為Public Enemy Number One），日本應該很快再度進入出口導向的增長，相隨而來的是高通脹、高名義國民毛產值增幅、高企業利潤和高稅收；可是，在「如此美妙」的面紗底下，日本國債的價值無法不下降，結果是持有者拋售舊債而新債需求不足（孳息相應攀升），如此一來，日本約為ＧＤＰ二倍半的國債將由誰承擔？這是個不易有肯定答案因而不易評論的問題。 4 Dec 2012

窮兵黷武不會收斂 與美競爭中國重傷

窮兵黷武不會收斂 與美競爭中國重傷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一、一連三天的美國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昨起在佛羅里達州坦帕市南佛州大學可容一萬多人的圓形大禮堂舉行，由於可能形成二級颱風的熱帶風暴艾薩克來襲，「災情嚴重」，會議開會時即向剛去世的登月第一人岩士唐致敬後便匆匆休會，打亂了會議進程；本文見報時，大會也許已復會並提名羅姆尼和賴恩（瑞安是普通話音譯）為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正式進入與角逐連任的奧巴馬總統展開競選活動。有點「小常識」應該一提，美國兩個主要政黨都在大選前的八九月間召開全國黨代表大會，藉以決定候選人提名、敲定政綱並營造選前聲勢，至於哪個政黨「先拔頭籌」，首先召開大會，和體育運動的「抽籤」不同，在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五二年間，除了一二次例外，都是先共和而後民主（根據「年資」定先後），至一九五六年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內，兩黨才議定由在野黨「先召開大會」而執政黨繼之。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 在競逐工作已準備就緒但尚未正式開始的此際，預測誰人當選，當然毫無意義（周一《華盛頓郵報》及《ABC》的聯合民調顯示羅姆尼超前奧巴馬一個百分點—四十七與四十六之比；對在位者來說，四十六是大為偏低的數字），即使能準確預測，亦沒什麼實質意義，因為不管哪個政黨執政，都不能標治（遑論根治）美國的經濟隱患，亦無法改變美國繼續窮兵黷武雄霸世界的帝國野心！ 先使太多未來沒有的錢，令美國經濟外強中乾的頑疾難以痊癒。簡單地說，羅姆尼非常切合民情地宣布他上任後會把財赤壓下去，然而，他同時強調會大刀闊斧減稅；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會贊成這兩項主張，只是，這兩項主張是一矛一盾，如何落實，煞費思量（簡直不可能）。他的副手賴恩以「理財有道」受知於黨內大老，他怎麼說呢？賴恩計劃在二十八年內平衡美國財赤，他不會削減軍費，又不會於「十年內減少社會安全（福利項目繁多）及醫療開支」；政府哪來這麼多錢令收支相抵？別慌，他主張開徵全國性銷售稅（national sales tax）及「堵截所有稅務漏洞」（這意味將行如香港的簡單稅制，有可能嗎？），非常明顯，這類主張並無貫徹的可能。至於另一位競逐候選總統提名人隆．保羅（Ron Paul，七十七歲，醫學博士），不獲黨大會提名已成定局，惟他備受保守的象牙塔經濟學家頌揚的經濟政策主張，大家不妨一見；遠比賴恩進取，保羅要在三年內平衡預算，而達致此標的的方法是大削軍費（包括關閉世界各地的美軍基地）、取消五個內閣部會（大量裁減公務員）、停止所有海外戰爭、不准再闢海外戰場，如此這般，他說上任第一年便可削一萬億（美元．下同）的政費開銷，這樣，至二○一五年，美國便返虧為盈有財政盈餘一百三十億、二○一六年增至一百九十億—有趣的是，奧巴馬預計二○一六年美國財赤為四萬四千七百億！兩者的「落差」太大了，你相信誰？ 具普通常識的人都知道只有「不管他人瓦上霜」，才是美國財政正本清源之道，亦是令財赤明顯萎縮的不二法門，但這種做法與美國的核心價值及行之數十年的國策脫軌，後果難測（可測的是既得政經利益階層會鬧「革命」），這正是共和黨永遠（連這一次保羅已三度爭取成為提名人）不會看中他的原因。 二、雖然窮透根，但美國要保住世界霸權之夢未醒；不過，即使撇開以千億計的軍事開支，僅是結構性的經常性支出，便足使美國財政支出只會逐年膨脹不會萎縮遑論平衡甚至有盈餘！ 美國前財長現任哈佛講座教授的森瑪思，本月二十日在《金融時報》發表題為〈美國只有不斷擴張〉一文，要言不煩地指出人口老化、償還欠債、公營部門支出「不經濟」情況愈來愈嚴重、政府欠下的社會安全保障如退休金日多，還有許多基本建設需要興建、固存的需要深化維修及軍事開支無法裁削……。一句話，美國的結構性公共開支有增無減，在這種困局下，政府的「體積」只會愈來愈大，開支愈來愈多，財赤無法不相應上升，而這是無論哪個政黨哪位政客上台執政均無法避免的宿命。 森瑪思指出，「長命」的結果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日多，現在四點六個工作人口「養」一老人，二十五年（一個世代）後，此比例為二點七與一之比，這意味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日重而工作人口的稅負相應上升—目前用於老人的社會福利、醫療補助等已佔財政預算百分之三十二（約為GDP百分之七點七），此比例很快會達百分之三十四。由於財赤有增無減，僅利息支出，預估會由二○○七年佔GDP百分之一點七增至二○二○年的百分之三點二。因為與切身利害無關，公共開支浪費之甚，舉世皆然，以美國為例，八十年代迄今，高等教育及醫療支出的增幅，以單位價格計，比汽車及衣物高五倍、比電視機高一百倍；如果政府繼續提供現水平的服務，這方面的支出將佔GDP百分之三。 目前美國國防開支佔GDP百分之四點七（此為四十年來的平均數，其具體數字極為驚人是因GDP已大增之故），這本可大幅削減，比如月前便有未來十年減近萬億軍費的動議，但森瑪思不以為軍費有削減的餘地。事實正是如此，不少評論者指出，除去利息、取消軍火合約對軍火公司的賠償，即使這項減軍費計劃能付諸實行，實際刪減的數字不是太多，對軍事擴張的影響相當有限；而以目前世界各地烽煙四起，加上俄羅斯為其能源出口至遠東諸國鋪路正積極軍事介入西太平洋事務，與美國利益可能有衝突，早已決定重返西太平洋的美國，既要「保護」日本、南韓、台灣和菲律賓，又不能讓俄羅斯「得逞」，因此只會增強區內的軍事部署，軍費又如何削減？ 還有，森瑪思未及指出的是，據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柯列可夫（L. Kolitkoff）七月十六日撰文指出（見lewrockwell.com），美國政府欠下「應還未還」的各項社會福利（相關稅款已被政府挪用）高達二百二十二萬億（US$222 trillion）！柯列可夫長期根據國會預算局提供的數據推測美國的實際負債，數目之巨，只有天文數字可比擬，但有關當局從未反駁他的說法。一句話，美國的財政情況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除非美國進行結構性改革，不然，美國政府只有不斷膨脹、擴張，在美國軍力舉世無匹且張牙舞爪氣焰凌人的現在，世界經濟將成為陪葬品。 不管政府是否換黨，美國繼續膨脹已是定數，其在世界事務上指手劃腳，亦只會變本加厲而不會收斂。這種情況對欲與之一較雄長（起碼在西太平洋）的中國，有激勵作用卻可能成為經濟沉重負擔。美國已探火星，其可載導彈能夠空中加油並在航空母艦升降的長程無人飛機快投入服務，還有足以摧毀數個地球的核武庫，必會迫使中國在這方面急起直追……。在經濟旺盛外資洎洎流入外滙多得不得了的時候，這種惡性競爭的開支不是問題，然而，無法不受自由經濟盛衰循環的影響，中國經濟必有捉襟見肘的一日，加上制度令根深蒂固的貪腐和弄虛作假無法糾正，經濟支出和資源浪費，將成為中國的重壓甚至致命傷。如何與有兩大中國仍缺的優點（一流的武器和隨印隨有的流通鈔票）的美國和衷共濟、和平共處，是中國政府（不管誰上台）的重大課題！ 29 Aug 2012 信報

勤儉或能致富 奢侈足以興邦

勤儉或能致富　奢侈足以興邦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一、長期而言，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是向上移動的，然而，經驗顯示經濟經過急速增長後，如影隨形而來的，必然是放緩、收縮、衰退，若「調控」失當，蕭條便接踵而至。西方經濟現在似乎已經歷了放緩和收縮，雖然官方認為衰退未現，只是高失業、增長似有若無、消費呆滯以至股市底氣不足等等，似乎都在告訴大家，西方經濟已在衰退門前徘徊。 世界經濟能否避免出現一次近似八九十年前的大蕭條，很大程度取決於歐盟能否自救及美國的經濟態勢；美國已非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惟其增長及衰退均足以影響貿易對手的經濟盛衰。 從種種跡象看，美國經濟已有重呈生機之象（見去年十一月九日本欄〈歐羅苟延殘喘　美國重呈生機〉），但當前西方經濟趑趄不前，消費者無復當年恣意購物的狂態，以出口刺激經濟增長的國家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難免會受衝擊；當然，北京決策層一早看到這種趨勢，一再提出警告，並着力於鼓勵本土消費，惟這樣做衍生不少困難，且由於缺乏西方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生活剛剛比較寬裕而已有消費自主權的老百姓，仍會以積榖防饑為第一考慮，因此「消費救經濟」成效存疑；不過，中國政府有形之手，在現階段仍然力大無窮，其政策肯定可產生一定效果，如果效果不彰，統計部門為了迎合上意，亦會堆砌出一些領導人願見的數據來，因此，西方經濟瀕臨衰退邊緣對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多深，外人是很難看得出來的。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所以會淪落到目前這種搖搖欲墜甚至奄奄一息的可悲境地，根本原因在政府長期入不敷出！受福利、軍事以至醫療這些不易（簡直不能）削減的經常性開支牽着鼻子走，政府只有大花「未來沒有的錢」（profligate），而在銀根鬆動實質負利率的金融環境下，銀行過度舉債（過度槓桿融資）、個人負債屢創新高，俱為經濟病入膏肓的元素。過去四、五十年，西方國家人民過慣政府津貼、「想買便買」的消費模式、盡情旅遊娛樂以至不斷小屋換大屋且不論小屋大屋均一而再再而三向金融機構作抵押以為「大花筒」之資的風流快活生活。這種生活方法，是他們的祖、父輩不敢想像的！ 二十世紀末，這種不「健康」的融資消費模式的負面影響日趨明顯，「金融海嘯」令銀行的信譽受沉重打擊，消費者信用破產是常見之象，而政府面臨不理會可能引發惡性通脹（甚至戰爭）的風險，繼續印刷鈔票，因為不冒這種風險或行收緊開支厲行節約的政策，則可能引起「民變」。面對此兩難之局，迄今為止，這些「問題國家」的政府仍猶疑未決……。和那隻在岔路前於糧草與食水之間無法作出選擇最後餓死的「貝利登蠢驢」（Buriden's ass；此驢的「出處」及教訓筆者寫過二三次，不贅）不同，有充分權力的政府一定不會坐以待斃，可是，不論作出何種選擇—繼續「大花筒」或厲行節約—都會對經濟帶來致命打擊！ 我們常聽說三個經濟學家有四種意見，不過，在創造就業上，他們的看法相當一致，此為惟工商界對前景有信心（信心是促進經濟向前的原動力〔The engine of capitalism〕），增加投資才克臻此；換句話說，創造就業的根本是消費者有信心才能達致。當前的情況是基本上沒有儲蓄的消費者為舊債為擔心失業而發愁，他們對前景缺乏信心，未敢瘋狂購物，工商業遂不會投資，結果是失業率居高不下而工商界手上累積的現金愈來愈多（蘋果電腦坐擁現金高達九百七十億美元）！ 除了上述的「模式」，在自由世界，經濟增長是不能通過立法或指令而達致的。這意味在政府未能從兩難（其實是前後左右四難）之局中找到一條有生機有活力有前途的新路之前，高失業低增長是揮之不去的現實。什麼才是有生機有活力能把經濟引領上少負面副作用的增長之路？目前經濟學家正在辯論。簡單地看，以奧國學派為主的一派主張勒緊褲帶（不一定需要少食，只是削減免費全餐中的前食及甜品而已），只有如此，才能把省下的錢用作清還欠債，加上謹慎地支出、有創意的市場拓展、提高教育質素、刺激工商業投資，進而令經濟穩步地成長。仍奉凱恩斯學派為圭臬的一派則主張繼續先花未來沒有的錢，即消費者已微醺仍不停給他們添酒，以營造一個讓消費者無後顧之憂地花錢的環境，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非常明顯，前者是先苦後甜之局，但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會，「先苦」之策未行政府已被推倒；後者由於已行之有年、「招式使老」，這種可帶來短期刺激的策略，肯定是先癲狂後以悲劇收場……。 二、勤儉持家、節約興邦，先賢早有訓示。李商隱（八一三—八五八）《咏史》開篇便是「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後漢書．卷三》有這則皇上詔令：「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年。」其他諸如「留衲戒奢」、「從華屏欲，以儉抑身」、「常將有日思無白，不可無時想有時」以至張潮在《幽夢影》所說的「儉德可以當貨財」等傳統智慧，都是勸人及政府節儉儲蓄。不過，如果官民向來「死慳死儉」，則大家現在可能仍處身有多少收成便過怎樣的平淡日子的農業社會！工業革命後的現代（及後現代）社會，所以能夠蓬勃發展，完全建基於政府和消費者盡情即傾盡所有消費之上，當然，當政府以為有辦法利用凱恩斯學說令衰退循環消失及創造「全民就業」大花「未來沒有的錢」，而消費者受通脹在前利率近零的刺激亦盲目消費令經濟先興旺後消沉甚至陷入奄奄待斃的現在，節約肯定不是把經濟拖出困境的好辦法！ 事實上，先賢不少已看出節約可以致富的荒謬性。筆者不止一次在這裏引述明代學者陸楫（1515-1552）於《蒹葭堂雜著摘抄》中這段話：「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所謂「奢易治生」之說，正是由此而來。 陸楫這幾句簡簡單單的話，意思是說那些討論如何管治國家的人，都不主張奢侈，認為人民可因節約而致富。可是，事實並非如此。他說既然先賢都說，天地間的財富，僅有這麼多，他人之失，是我人之得，即奢侈的生活並非「零和遊戲」。陸楫因此認為奢侈不會使整體社會貧困。 陸楫不贊成禁止奢侈，因為節儉僅對個人和家庭有利；從社會角度看，節儉則有害的。他這樣說：「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崇奢黜儉的結果，也許有如在英國懸壺的荷蘭醫生孟德威（B. Mandeville〔1670-1733〕於《蜜蜂寓言或個人惡行、大眾利益》（The Fable of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一書所說，每隻蜂都為貪念和色慾而忙，蜂巢因此是「繁榮而邪惡的」……。陸楫尚不知道「個人消費」對工業社會（進而消費社會）的重要性，孟德威則未能進一步指出要建立公義法制和公平稅制令貪念不致演變為弱肉強食令貧富兩極化。這些「缺陷」，二十世紀至今的西方國家不斷修補、改善，可惜都過猶不及，才種下今日的禍根！ ＊全詩如下—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遠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窮奢極儉兩不宜．二之一  

政府束手無策 金價跌得有理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一、最近二三個月，世界金融市場風高浪急，環球股市大幅升沉，急速下瀉後強勁反彈，然而總體而言向下之勢未改；形成這種令投資甚至投機者心驚膽戰無法捉摸的市勢，原因多端，不是說不清楚，而是千頭萬緒，無從說起—舉其犖犖大者，歐洲有救與不救希臘（所謂「救」，亦是治標而已，何況希臘之後，尚有意大利〔傳考慮退出歐羅區〕及「兩牙」的錢債問題）、美國若不再「放水」經濟會否進入「雙底」衰退，而中國物業熱潮冷卻銀行貸務危機已在醞釀以至「金磚五國」會否「大手」吸購歐羅債券等。這些難題，有誰能清楚中肯地評說？附筆一提，這一期的《信報月刊》，有黃元山的〈奧巴馬和貝南奇救市乏術〉及余慕華的〈第三輪量化寬鬆即將出台〉，均言之有物，讀者幸勿錯過。

如此境況，等於說股市存在不可估量亦即不可計算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入市，贏虧的機會與玩輪盤何異？不過，和去賭場賭運氣有小小不同，在賭桌手風不順時，賭場會送上免費飲品（甚至船票），但在股市「清袋」，你什麼亦沒得着！

面對高風險，雖然職業炒家會以機會難逢而全神以赴，不甘寂寞僥倖之心未死因而不肯離場的業餘玩家亦手癢難熬，經不住大賺一筆的誘惑、忘卻會受重創的風險而落場。這種冒險活動正是資本主義自由社會的副產品，可視為「必要之惡」，毋須立例禁止亦不必「說教」勸阻，只要大家謹記當前的股市與賭場只有稱謂之別而無實質區分，即只能「小注」碰碰運氣，不可傾囊入市定「生死」，便萬事大吉。在投機性濃的市場如香港，於冷熱以至虛擬傳媒無時無刻「指導」觀眾、聽眾和讀者如何火中取栗的現在，要投機者不入市是不可能，因此，退而求其次，大家便以「零用錢」—萬一輸光亦不致影響物質生活及精神狀態的資金—入市「玩樂」吧！

二、留意股市情況的讀者對李察．羅素（Richard Russell, 1924-）之名應不陌生，以本報長期介紹他於一九五八年十月創刊的《道瓊斯理論通訊》（Dow Theory Letters），這份投資通訊歷半個多世紀仍有不少讀者，說羅素以穩健取勝，諒不為過。這位「股評老祖」由於生於憂患（大蕭條未完未了時期），親歷炒家跳樓自殺之風甚盛而股票乏人聞問的慘境，論說股市股票的立場，難免傾向保守；他的「股評」，進取且無後顧之憂的初生之犢也許聽不進耳，但擔心有所失的人，不論年齡，便得細心聆聽。

九月中旬，羅素對股民提出十二項「忠告」（非《通訊》的訂戶可於免費網站The Daily Crux見之），其中若干「相反意見」，頗有參考價值，茲擇要摘譯並加上筆者的詮釋如下—

①「死慳死儉」，千萬別先使未來錢；同時要對老闆的話言聽計從，以免首當其衝被「炒魷」。

②以避免損失為投資大原則，對股市容易賺錢之說尤其是廣告，最好別當真。

③對所聽所視所讀的「投資貼士」，請存懷疑之心；如今競爭慘烈，傳媒莫不以「出位」新聞和評論吸引讀者、聽眾和眼球，因此不可輕信。

④記得「天下有難事，賺錢最艱難」，尤其是當前多國政經極不穩定，等於前景並不明確，要從買空賣空獲利的難度俱大增；在這種不明確不安定的情形下，不管利息多麼低，舉債（做按揭）入市絕非智者所應為。

⑤從長線投資的角度，殖息率百分之二點五（股息二厘半）以下的股票都不宜吸購；能在股市賺錢的是在「適當」的價位（right price）購入，「持之以恒」，必有可圖。值此混亂失序之際，投資機構必會接二連三推出「新產品」，對此投資者應敬而遠之，謀定後動，暫勿沾手。

三、⑥西方貨幣制度正在解體中，黃金雖然不能取代貨幣（恢復金本位遙遙無期），但在紙幣購買力日趨萎縮之下，「持金欲望」日盛，是很自然的；大家必須謹記，任何商品價格瘋狂大升（speculative run）前必然出現明顯的向下調整，讓那些信心不堅的商品持有者心慌意亂而拋清存貨，如此，這些投資媒介便可能落入「強者」之手。與過去不同，當前的黃金持有者不會沽金換回政府可以隨時印刷的紙幣，在金融市場處於「無政府狀態」的現在，黃金已成為「永恒財富」（eternal wealth）的徵象。

不過，羅素的「永恒」說是有問題的，別說「長期而言我們都一命嗚呼」，「永恒」因此沒有意義；在科技日新又新導致不斷有新發現新發明的前提下，除了抽象的理論，實體存在的東西很難有「永恒價值」的。歷史告訴我們，所有「以商品為基礎的貨幣制度」都無法久存，以我國為例，各種貝亮（真貝、珧貝、骨貝、石貝、銅貝、大蚌貝……）以至「五銖」、「六泉」、「十布」及各種錢幣均一度成為我國的通貨，它們的相繼消失雖與朝代更換有關，但技術進步新「物種」的出現把舊的淘汰掉才是關鍵。換句話說，大量黃金既可能在外太空發現（見九月上旬英國的《自然》〔Nature〕雜誌），亦可能因科技突飛猛晉有更佳的代用品（一位看淡黃金的學者說黃金不會成為無用的廢物，以黃葉是最佳的「屋面材料」〔material〕），黃金因此沒有「永恒」價值，但在可見的將來，黃金的投資、保值與保險作用會使其價格居高難下。

周一紐約《華爾街日報》指出去周五金價挫百分之五點八，為五年來最大單日跌幅；銀價跌百分之十八，為一九八七年以來最大單日跌幅……。在政經層面沒有好消息的情形下，金銀價格急挫，歸因於若干對沖基金「告急」不得不沽金售銀套取現金以濟股市及滙價的虧損；而金銀價格急挫，那些過於進取的對沖基金又面對「迫倉」而不得不再拋售金銀……。「基本因素」未變金銀價格大跌，令人百思不解，《華日》的解釋總算令人「頓開茅塞」。《華日》這則報道又強調《巴隆氏》的經濟編輯依然看好金價，這是不足為奇的，以該刊對西方的貨幣制度早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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