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高」到「三不」 亞洲剩女特別多

從「三高」到「三不」 亞洲剩女特別多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一、「剩女」問題並非香港獨有，是亞洲多國共有的現象。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南韓的黃志修女士，去月上旬發表題為〈家庭主婦，「金小姐」和均等—亞洲及美國受教育女性的角色進化〉（Jisoo Hwang:〈Housewife, 'Gold Miss' and Equal-The Evolution of Educated Women's Role in Asia ＆ the U.S。〉）的論文，對此問題有相當全面的剖析，有助大家了解何以亞洲「剩女」突增及其對社會影響的深層原因。 七十年代以還，相對中學程度以下的女性，美國具大專教育程度（college graduate）女性結婚的比率上升，但亞洲諸國的情況反是，這即是說，受過高等教育女性的結婚比率不升反降，而且情形相當嚴重。這類「高年紀」（約三十五歲至四十歲左右）、高教育和高入息的「三高」女性，人數日多且形成普遍社會現象，一些形容此一「新興階級」的專有名詞因而應運而生，且迅速成為「潮語」，比如中國（和香港）的「剩女」（Shengnu或Sheng Nu〔leftover women〕，論文誤植Shengu）、南韓的「金小姐」（受過四年大專教育年齡、三十五以上的未婚職業女性）和日本的「花子族」（Hanako-zoku，按《花子》是一本以單身女性為對象的暢銷雜誌），情況同樣明顯的台灣和新加坡，是否亦有類似的專有名詞，論文似未提及。黃小姐以「金小姐」入題，並無獨尊祖家女性之意，只是因為此詞具有「富足和能幹」的意涵，顯然頗為恰切。如果稱本港上年紀而待字閨中（落筆後才覺此成語不合適，以這類女性不少根本不恨嫁、不想結婚，「待字」因此與現實有距離）的女性為「金小姐」，諒「剩女」不會不同意。 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遲婚，舉世皆然，惟以亞洲的情況最突出。由於社會傳統和道德標準不同，亞洲「金小姐」付出的代價遠比西方國家的同輩高。在西方國家，男女同居是常象，未婚生子觸目可見（單親家庭隨處都有），這等於說她們雖不結婚，卻可享受「正當」性生活、生兒育女及家庭（同居等如去來隨意的「自由之家」）之樂，同時受社會認同與尊重；但亞洲人比較「保守」，不婚而同居當然有，但因受社會大多數白眼而不普遍，婚外生子固難獲社會同情，亦不能獲政府相助，因此更為罕見—亞洲最低單親家庭的國家是日本和南韓，只有百分之二嬰兒屬「婚外生產」，比起美國的百分之三十八、瑞典百分之五十五和冰島百分之六十六，亞洲國家真是「大落後」。 二、亞洲女性遲婚，據二○○九年的資料，平均女性的婚齡，香港三十歲、日本二十九歲、台灣及新加坡俱二十八歲，而根本不婚成為「金小姐」者更多。同期的統計顯示，在一千名三十五歲至三十九歲女性中，日本結婚的只有百分之九點二、南韓則為百分之十二點二（在這二個國家，女性結婚的「黃金年齡」在二十五至二十九歲之間）。 女性遲婚與經濟獨立關係匪淺，而這是經濟快速增長下的必然現象。「亞洲四小龍」自六十年代以還，ＧＤＰ平均年增幅達百分之七，經濟蓬勃對勞工需求殷切，有工作能力的女性便紛紛被吸納進勞工隊伍，其在勞動人口中所佔比例亦因而大幅增加。聯合國的統計顯示，在一九八五年，二十五至三十四歲女性的「勞動參與」（ＬＦＰ）率，美國為百分之七十左右，新加坡、日本和南韓，依次為百分之五十八點三、五十六點六和三十九點二；其後逐年上升，只是速度大有區別，至二○○六年，這三個亞洲國家女性ＬＦＰ分別增約十七個百分點，而美國的增幅不足五個百分點。這反映了美國經濟「早熟」，女性一早享有諸種權利，九十年代後期經濟增長放緩，女性的參與率相應下降，經濟增長高速的新興亞洲國家便迎頭趕上—亞洲諸國經濟起步起飛較遲，女性應得的「福利」亦從無到有，以日本為例，一九五五年，女大學生十分罕見（在比例上接近零），至二○○七年女大學生已佔總數百分之四十一；南韓女大學生則從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增至二○○七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他亞洲國家（和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 顯而易見，受過大專教育的女性進入企業管理層的比例日高，而男女同工同酬的平等機會，令女性的入息快追得上男性，換句話說，這種轉變令她們在入息上與類同工作的男性不相伯仲，等於女性經濟獨立，不必依靠男性的收入「養家」，那意味女性在家庭中地位日益重要進而社會地位有所提升，她們不願充當奉侍家翁相夫教子這種儒教賦予女性的賢妻良母（xián gī liáng mǔ）傳統角色，是很自然的事。「不幸」的是，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和南韓），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能力擺脫吃人禮教桎梏的女性，選擇不婚，是情理中事。 令有謀生本事女性拒婚的另一項因素是，在「雙工」（夫妻均外出工作）家庭中，不論「主婦」在事業上有多大成就，家務的重擔主要落在女性身上（按黃志修無隻字提及家傭，是明顯的疏漏），一項調查顯示，在日本及南韓，女性「公餘」做家務的時間，每天平均比男性多二小時，那應當不會在香港發生……。為了擺脫這種不平等的家庭生活，有選擇權的女性便選擇不結婚。 賺錢能力與男性相若的女性，寧願不結婚成為「金小姐」，男性惟有向外發展，雖然未見統計數字，但港男—適婚的和超齡的—內地覓妻，早已蔚成潮流，可惜似無這方面的統計數字。港男娶「內地新娘」，過剩（男少女多）的內地「光棍」則在網上「郵購」東南亞少女，昨天（十二日）曼谷出版的《大河新聞》，便報道雲南、福建、海南、四川和安徽的「光棍」，以大約每名三千五百美元的代價，郵購「緬甸新娘」（日間勞動夜當「性奴」）……。一項今年發表的調查顯示，日本、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新婚夫婦，有百分之四至三十五新娘屬「進口妻子」，而社會地位愈低的男性與外地女性結婚的比率愈高。女性有「向上結婚」（marry up）即與學識、收入比自己高男性結婚的傾向（這是另類社會向上流動），落後、新興地區的女性，因而樂於嫁給發達地區的男性；同理，由於發達地區女性在多方面已與男性看齊，她們要「向上結婚」困難重重，因此「金小姐」多如中環路人。 三、亞洲女性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選擇不結婚不同居不生孩子（亦可說「三高」女性選擇「三不」之路），對社會結構以至人口增長均有深遠影響。顯而易見，家庭作為社會基石的傳統會慢慢被動搖，而人口負增長（出生率低於死亡率）將對工作與福利帶來重大衝擊。在勞工集約行業已進入黃昏期的現在，工作人口萎縮應該不是壞事，但人口驟降壽命日長，必對福利有負面影響……。 愈來愈多適齡女性不結婚，對婚禮業的發展當然是利淡消息；更有甚的是，一方面不肯為同性結婚證婚，一方面異性婚姻數量下挫，基督教會因此少了不少收入（辦婚喪事是不少教會的重要收入來源）；由於上教堂人數日少（這是普世現象，惟不等於信徒減少），意味教徒對教堂的「奉獻」相應減少。在典型的商業時代，教會的經營（美國許多教會牧師的收入與周日崇拜人數成正比）日趨困難，是不難預期的。 13 Dec 2012

軍事示威美商得利 經濟將靠圓低增長

軍事示威美商得利 經濟將靠圓低增長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一、這幾天來事態的發展，包括中國新護照地圖、海南公安邊防局要截查非法進入中國海域的外國船舶，在在引起鄰國的抗議，顯示亞洲局勢愈趨緊張。這些發展與中共領導層換班是否有關，由於新政策尚未出台，不得而知；而美國於此時插上一手，則肯定和日本政爭白熱化有關。 日本於十六日大選，各政黨的政綱已陸續公布，在外交政策尤其是處理尖閣諸島主權爭紛上，大體而言，第二大黨在野的自民黨態度強橫，並無妥協餘地；在朝的民主黨，於堅持主權屬日立場未變之外，尚留有與中國「和平解決」的空間。非常明顯，這些主張令日本選民躊躇莫決。從多項民調看，目前「仇華」的日本民意佔絕大多數，自民黨似穩操勝券；但自民黨勝出，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日本經濟將因日本企業在華業務受挫令衰退惡化，而萬一與中國爆發軍事衝突，不暇自顧的美國會否選擇做「和事佬」，從中漁利而不直接介入？有此隱憂十分正常，以美國不會為了日本而犧牲其當前有迫切需要的中國市場，在日本人中似有共識。 日本人心莫知所從，加上日本巨賈為免在華經濟利益受損，指責政客不應挑起釣魚島風波，這等於說尖閣諸島若風平浪靜，日本經濟便有望復甦。這種說法引起在慘澹經濟環境下捱了二十年苦日子的日本人的共鳴，不難理解。 便在此敏感時刻，美國參議院同意維珍尼亞州議員韋伯突然提出在二○一三年國際授權法案中加進明確說明「日美安保條款」適用於尖閣諸島的「附加條文」，強調根據「條款」第五項條文：「美國對日本安全負有責任，美國在日本遭受武力攻擊時會採取行動介入衝突。」它同時重申「美國在中日的釣魚島爭議上沒有立場」。 事實上，不管有沒有「附加條文」，從對日本政府購島行動（從私人擁有變為國家擁有）不置一詞上看，美國以軍事恫嚇中國不可以武力收復釣魚島的用心，彰彰明甚。美國參院高調介入有什麼後果，即中國會採取什麼手法反擊？筆者相信還是以「言文」為主！近日中國多次展示軍力尤其是海軍力量，主要目的在為內地人民壯膽而不是對老美示威，以這類「先進艦隻」，無論如何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除了可以增強內地人民的「愛國情緒」，中國「軍事崛起」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國軍火商，因為亞洲「諸小」有見及此，必會增撥預算購買更多軍火—主要當然是從美國購入，惟美國有「海外行賄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一九七七年由卡達總統簽署生效）的規範，聯邦政府嚴禁企業對外國政府官員進行任何形式利益輸送以換取訂單，令一些這方面比較寬鬆有諸多漏洞的軍火輸出國家有生意可做（向法國購軍艦，台灣曾鬧醜聞，馬來西亞的官司尚未完結）……。這種情況，意味中國「軍事崛起」，美國及其他軍火輸出國都有進賬，而向非美國家購買軍火，經手官員很少不趁機發財，從此角度看，中國擴充軍備是「皆大歡喜」的事！ 美國參院對釣魚島問題表態，最大的政治受惠者為日本自民黨。該黨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必然失歡於在華的日本企業家，連帶部分日人亦不以為然而不投其一票；如今參院「擺明車馬」、與中國對着幹，等於成為自民黨政府的「保鑣」，大壯反華日人膽子，安倍晉三成為日本新相的機會大增。 二、在釣魚島主權上與中國硬碰，日商在華的生意大受衝擊，營業額一落千丈，路人皆見；這種眾所周知的事，日本政府又焉有不知之理。日本政府不惜為幾個無人小島與中國鬧翻，除了俯順國內反華民情，當然在經濟上另有盤算、不擔心失去中國市場會進一步摧毀其經濟的部署。目前國內和海外不少論者主張以經濟武器教訓日本（離任的日本駐華大使公開說有此想法的中國人傲慢，是一針見血之言），是以偏概全忽略與日本交惡中國經濟亦有重大挫折的事實。 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的經濟綱領以「無限度（量化）寬鬆」為主軸（見十一月二十八日本欄），即使在美國支持下安倍落選，連任的民主黨在貨幣政策上亦無法不加強寬鬆的力度，因為經過二十年的衰退，日本只有擺脫傳統經濟智慧的桎梏，另闢蹊徑，才能把經濟拖離頹疲的深淵。 日本經濟在九十年代初大崩潰股市樓市跌個四腳朝天後，加上人口老化、生育率低且沒有年青力壯的新移民，意味消費市場對資金需求不足，是日本利率偏低（過去十餘年利率在零與百分之零點一之間浮沉）一項少為人注意的因素；然而，資金成本這樣低仍無法促進投資和消費進而拉高經濟增幅，轉而採納負利率，是無路可行下的「次佳」辦法。怎樣才能達此目的，答案是刺激通貨膨脹率上升—假如名義利率是百分之一而通脹率為百分之二，實際利率便負百分之一。換句話說，過去約二十年日本央行力求零通脹的策略，隨政府換班，肯定會有翻天覆地之變。 近零的利率予人以「頭寸」泛濫之感，但在通脹被馴服的環境下，等於銀根甚緊，這是已故佛利民的解釋，他因而在十多年前便主張日本央行要繼續「量化寬鬆」，它應該購進日本政府的長期債券，變相向市場注資（初步估計要注入六十萬億至一百萬億日圓才見效），直到日本經濟重呈生機為止。這套理論（如今克魯明仍在《紐約時報》鼓吹）是否有效，學界與官員意見莫衷一是，日本央行顯然持否定態度，但事到如今，可能刺激通脹率「上行」的「無限量寬鬆」，便應試行。事實上，負利率必然可迫降日圓滙價（新政府上台後一年內應在八十五至一百零五日圓兌一美元之間徘徊），進而促進出口；更重要的是，負利率的出現會令國內資金為了「保值」而離開銀行，部分調往海外套利，但以日本人的島民性格，在經濟又為出口帶動經濟前景可以看好的情形下，大部分會在國內從事種種投資，而投資產生的乘數作用，又會刺激消費……。 正如二十八日筆者在這裏指出，日滙向下，南韓出口業首當其衝，出口導向的日股則可以看好，以「圓低」會提高其出口競爭力之外，日企海外盈利的日圓記賬亦水漲船高；除了汽車公司的股票，電子電器製造企業及工業產品所需的重型機械（Capital goods，資本財貨）工廠的股票，均值得不擔心「蝕滙水」的投資者留意。 如果一如所料，日本新政府全力打倒頭號公敵「圓高」（高企的日圓已被積極投入競選活動的日本主流政客視為Public Enemy Number One），日本應該很快再度進入出口導向的增長，相隨而來的是高通脹、高名義國民毛產值增幅、高企業利潤和高稅收；可是，在「如此美妙」的面紗底下，日本國債的價值無法不下降，結果是持有者拋售舊債而新債需求不足（孳息相應攀升），如此一來，日本約為ＧＤＰ二倍半的國債將由誰承擔？這是個不易有肯定答案因而不易評論的問題。 4 Dec 2012